在《互聯網秘密規則：言論自由背后的內容管制(上)》中我們談到，在面對自由與管制的問題上，主流社交平臺的內容過濾機制時常處于企業利益、社交責任、基本人權等問題之間權衡的迷之困惑當中。事實上，我們所迷戀的西方言論自由，背后有我們看不見的機制。 而
在《互聯網秘密規則：言論自由背后的內容管制(上)》中我們談到，在面對自由與管制的問題上，主流社交平臺的內容過濾機制——時常處于企業利益、社交責任、基本人權等問題之間權衡的迷之困惑當中。事實上，我們所迷戀的西方言論自由，背后有我們看不見的機制。
而即使在法律監管下，所有用來監管傳統媒體的三權分立制衡體系將不再適用，它們也無需承受誹謗的風險，一切，實際上并沒有規則。
像軍隊那樣地隱蔽，帶來的后果就是所施行的指令更加不透明——由一波風險投資家 、CEO、政策、社區、隱私信譽和安全經理、律師、工程師在數千里之外共同定制。加拿大韋仕敦大學信息和媒體研究助理教授Sarah T. Roberts，以及即將出版的《屏幕的背后：社交媒體暗影世界中的數字化勞動》的作者表示，商業內容管制不是一個有凝聚力的系統，而是一個隨著需求不斷發展的實踐，受制于不同**的不同法律，而且長期無法充分應對當前的任務。這些實踐經常在挑戰的重壓和復雜性下分崩瓦解——雖然內容審核者讓這種實踐成為更深刻的法律和人權問題。
再回顧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浪潮“阿拉伯之春”，當時西方媒體認為這個“阿拉伯之春”屬于“諳熟互聯網、要求和世界其它大部分地區一樣享有基本民主權利的年輕一代”。然而各穆斯林**的命運并不相同，使得這場跨及多國的民主化運動蒙上陰影。當時的在線內容無論是幸存還是被消除，它都能夠推動這次革命和行動的進行，并掃除所產生的政策改革和文化轉移。
上個月，一篇題目《社交媒體的陰暗面：是Facebook讓你抑郁的嗎？》的文章指出，研究抑郁癥的認知科學家Charlotte Blease表示，她認為社會地位是社交媒體抑郁癥的根源。在現代的環境下，當我們感到我們被那些高社會地位或高聲望的人超過時，就會觸發這種機制。 那么，誰來主導這一切？據悉，三分之一的Facebook員工屬于內容審核者。
在Facebook、Pinterest和YouTube等行業巨頭當中，內容審核進程正在大幅度提高；而其他一些平臺可能還處于2006年時的情況。他們之間審查系統的聯手構建還處于早期階段，因此公司的之間的審查是相互獨立的。所以，這些不同的內容審查政策，反映出各平臺用戶和創始人的內在價值觀。
以綜合型討論區4chan為例，4chan網站熱衷于發布一些粗俗和帶有仇恨性質的內容，幾乎可以是自由發布任何內容——只要是董事會所定義的。據該網站創始人Hiroyuki Nishimura所說，4chan仍然嚴重依賴志愿者體系作為用戶的“看門人”。“他們無法決定的問我，我不懂的問律師。”即使是十年過去了，4chan仍然是一個充滿騷擾和威脅的網站。上面的內容包括從國際色情、迷因，到種族主義和威脅到用戶個人的信息。“無論是YouTube、Facebook、Twitter，還是4chan，想利用社交平臺做壞事的人，他們走到哪都會出現。如果有什么方式可以制止他們，我愿意那樣做。”
然而，一旦說到內容審核的細節，公眾便不會得知它們的真面目，
石家莊網絡優化獲悉在企業的內部，他們對于用戶和公眾來說就是一種秘密規則。盡管社會不斷呼吁要求公開透明，社交媒體公司從來不會對外披露它們過去或者現在的內容審核標準，至今都沒有，包括Facebook、Twitter、Reddit、Pinterest。當被問及 Twitter 的信任與安全部門的操作，他們的發言人只寫了以下這些話：
“我們設定的規則是為了讓我們的用戶能夠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創建和分享各種各樣內容。當用戶發布的內容違反了我們的規則時，我們將暫停他的賬戶，違規的內容包括暴力威脅和有特定的虐待行為。我們基于用戶上傳的內容評估和不斷完善我們的政策，同時還與其他安全組織合作以保證我們能夠實踐這個行業的**做法。”
對于他們可以保密的動機，Facebook互聯網公司的內容審核者 Crawford、Willner表示：一方面，高管們想保護這方面的技術專利，同時避免被卷入某些責任當中；另一方面，他們希望在如今快速變化的情況下贏得足夠大的周旋空間，以及讓員工免于接受公眾的監督和威脅。很明顯，由于保密和監管這個準政府職能而付出的成本，在互聯網公司的眼中不值一提。
Dave Willner在 2008 年至2013年間擔任Facebook 內容政策主管。Facebook **個用于內容審查的“標準”創建于2009年，包含了 15000 個單詞。Dave Willner 說：“當時這份‘標準’的企圖是無所不包的。”公眾成員，也急速用戶對此一無所知，只能依靠猜測：完全有機器人來執行；依據法律來執行；或者說由內容主管來對每篇文章進行評定。Williner 指出：
“這些標準都是錯的，他們忽略了一點——在這體系當中，用戶自身才是至關重要的角色。”
總的來說，用戶認為自己是消費者或者是客戶。但平臺卻需要依靠他們來改變線性關系：首先，用戶產生內容——故事、照片、視頻、評論以及互動；第二，用戶的行為——分析、包裝和重新包裝——都是廣告營收的來源；第三，由于幾乎所有的內容審核系統都取決于用戶標記的內容和提交的投訴，以及幫助形成一個平臺的品牌特征的內容，所以用戶本身才是內容審核過程中至關重要的角色。
校園社交工具 iCanHelpline創始人Anne Collier表示，用戶還沒有意識到他們擁有解決他們在社交媒體上創造的危害。“他們被稱為‘用戶’是有原因的，以及思想和行為都是被動的。通過模糊他們的角色，企業成功阻滯了他們的力量。”
互聯網的早期階段里，業內提出“信息想要實現免費”這個崇高的目標。互聯網被給予了激發人們積極性、創造性潛能的厚望，而不是成為虐待狂、猥褻兒童者、強奸犯、或極端種族主義者宣泄個人情緒的陣地。但完全免費的互聯網卻迅速成為一些令人發指的內容散布的地方，而這些內容的發布者和支持者仿佛在互聯網找到了美好歸宿。
這個早期階段——從上世紀 60 年代持續到 2000 年，哈佛大學伯克曼互聯網與社會中心前執行董事 J.G.Palfrey 稱之為“開放的互聯網”。1996 年通過的《通信內容端正法案》（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的 第 230(c) 節規定，免除了提供內容共享服務的公司對用戶發布內容的責任。這個法案也被稱為“《善良的撒瑪利亞人法》（the Good Samaritan Act：是關于在緊急狀態下，施救者因其無償的救助行為，給被救助者造成某種損害時免除責任的法律條文。）”。
230節被認為是“互聯網*重要的法律”，它具體是這么說的：“所有交互式計算機服務中的供應方和使用者，都不應該被視作任何其他內容發布者所發布信息的發言者和發表者。”這項26個字的條款意味著：將言論自由的決定權交回到個人手中，有效地免除了平臺所有非法內容的法律責任，比如兒童色情。所有用來監管傳統媒體的三權分立制衡體系將不再適用，它們也無需承受誹謗的風險，一切，實際上并沒有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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