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是實行快遞實名制的第一天，多家媒體記者在親身體驗最嚴快遞檢查制度后，發現實名制并未得到徹底落實。與貫徹不力相對應的，則是針對實名制的各方質疑聲音。 快遞公司普遍認為，實名制的實行大大增加了他們的經營成本。這并不奇怪，因為快遞實名制
11月1日，是實行快遞實名制的**天，多家媒體記者在親身體驗“*嚴快遞檢查制度”后，發現實名制并未得到徹底落實。與貫徹不力相對應的，則是針對“實名制”的各方質疑聲音。
快遞公司普遍認為，實名制的實行大大增加了他們的經營成本。這并不奇怪，因為快遞實名制從一開始就注定是一項系統性的工程。作為**范圍內的寄遞物流安全規范管理措施，在功能上，它必須擴展到快遞系統分布的每一個角落，這怎能不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呢？如此工程又怎可能不增加運營成本呢？而在**線作業的快遞員們，實名制直接增加了他們的工作負擔。盡管實名制在名義上只是給每一名快遞員增加了一到兩道新的工序，可一旦考慮他們每天的工作量呢？作為快遞業的客戶，則擔心自己的信息安全受到威脅。
的確，上述各方反映的問題都是現實存在的，這些問題也都必須解決，但這些問題的解決尚須等到一個大問題得到解決之后。市場經濟講究“利益**化”，企業是市場的主體，追求利潤、盡可能降低成本都不是問題，但利益的追逐不能成為懸置、拒絕政府安全監管的理由，也不能成為對社會缺失擔當的理由。作為社會關系的主體，無論是經營者還是消費者，在實名制面前似乎都遭遇了一些疑難和矛盾，但這些矛盾都不及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重要，因為后者是前者的根基和母體。
各省預計全面鋪開快遞實名制的時間并不統一，這反映了許多層面的問題還需要時間來慢慢消化。快遞實名制的實質是要在快遞產業的*前端消除安全隱患，但現階段它僅僅通過擴大工作單元的數量和規模來進行處置，確實太過粗放。依托于互聯網經濟發展起來的快遞業盡管在本質上也是粗放的、勞動密集型的，但這并不表示附著其上的監管系統也必須以同樣的形式展開。我們在這里完全可以借助“互聯網”這一巧妙的杠桿，托舉起大部分的困難，讓實名制從粗重的體力活，向**的技術活華麗轉型。如針對身份證等信息的實名制登記，可以將登記的主體從快遞工作人員轉為客戶，即鼓勵客戶通過互聯網端口預約快遞訂單，同時進行私人身份信息采集。在實際工作中，快遞員對假冒的身份證信息僅憑肉眼很難辨明真偽，如果借助互聯網，將信息審核的工作轉接到公安機關的專門系統上，這些問題就能得到解決。并且在這一過程中，由于網絡平臺已經對私密信息采集完畢，在快遞單上就無需再印刷這些信息，這就很好地消除了客戶的顧忌，贏得了他們的支持。同樣，對快遞物品進行人工識別，雖然令人安心，但很多危險物品，可能被犯罪分子隱藏得相當隱蔽，肉眼看到的“真實”往往不是“事實”。如果在檢測環節，通過增加不同檢測儀的檢測工序和角度，既釋放了部分人力，實質上也在更高的“質”上確保了安全。
無論在多大程度上采用新的信息技術或電子技術，因實行實名制而增加的各項成本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每一位公民都必須認識到此舉之必要。人民的安全重于泰山。認為政府因實行新的監管政策而影響經濟發展，這種觀點，不僅短視、狹隘，而且本末倒置。難道我們不能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現在的變化？即難道快遞業不是一直在未支付足夠的安全監管成本的情況下得到“畸快”的發展嗎？此前的一系列快遞爆炸案件難道不是鉆了快遞運輸鏈上安全監管缺位的漏洞才鋌而走險嗎？我們不能讓悲劇繼續發生。自然，社會安全管理的成本需要公正地均攤，將責任系于倒金字塔**的任何一方，都不明智。但經濟的發展是“為人”的，而非讓人徹底地物化。讓經濟發展逞一時之快，凌駕于人民群眾的安全之上，這是中了商品拜物教的毒，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背道而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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